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的落马并不是唯一个案。它与之前的李真案、李水明案凸显出的是一个新的“高知少壮派”官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权力、金钱、知识扭曲联姻的群落生态。

　　 “高知少壮派”这一群体腐败高发率说明，单纯的反腐制度建设已不足以从源头上根治腐败，必须从他们的成长环境、社会背景甚至心理等具体要素发现更深层次的犯罪原因。

   　落马高知少壮高官一览

　　 高 勇 40岁 博士

　　 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检察机关因其涉嫌巨额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建议判处其死刑

　　 李水明 40岁 本科

　　 原广西省北流市市长(被称为广西最年轻市长)

　　 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万 平 37岁 大学

　　 金正集团董事长

　　 其涉嫌的挪用资金案

　　 正在审理中

　　 李 真 43岁

　　 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

　　 以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死刑

　　 4月13日，原中共成都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高勇涉嫌巨额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四川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30岁做上了正处级，35岁就进阶正厅，跟河北李真棋逢对手——可惜又都栽了。”这是一位看了高勇亲笔撰写的“高勇忏悔录”的成都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发出的感叹。

　　 “两年一小跳，三年一大跳”形象地描绘了高勇仕途升迁之快。年仅40岁的高勇，已经历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中国证监会成都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96年，他拿到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他出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时尚不满35岁，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年轻的正厅级高官。

　　 作为个案，高勇引人关注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高学历，他的年轻有为，他的特殊的为政方式(通过请张艺谋为成都拍摄形象片成为全国第一家可以看出)。然而，穿过他的背影，我们发现，从曾经的“59岁现象”到后来的“39岁现象”，再到“26岁现象”，这其中隐藏着一种趋势：腐败越来越趋向“年轻化”。原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水明、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等一批年轻权重的官员的落马使得这种腐败“年轻化”趋势愈加明显。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案件7331人，占全年38022人的19.28%；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2820人，占全年9677人的29.14%。

　　 目前“少壮派”官员腐败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很大一部分腐败者拥有“高学历”。一直以来，在多数公众的心目中，高学历就等同于高素质，自然就有着较高的拒腐能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高学历、年轻化贪官的“人仰马翻”，民众除了惋惜、痛恨之外又多了几分担忧和困惑。

　　 “少壮派”腐败：权力、金钱、知识扭曲联姻

　　 从本质上来说，“高知少壮派”腐败只是一种特殊形态，最大的特点在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他们把知识和权力“完美的结合”，而社会的转型则为其提供了知识、权力、金钱三者扭曲联姻的机会。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的观点，权力、金钱、知识是一个社会的三个轴心因素。以这一观点来察看我国高学历“少壮派”官员的腐败现象，一个权力、金钱、知识纠结相连的脉络就会跃然眼前。

　　 去年底，由国电高严案牵出落马的河南电力副总黄永皓，被称之为“难得的技术专家”。

　　 清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出身的黄永皓，是业界精英，在国家电网公司 “2004年度国家电网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评选中，以黄永皓为主要攻关力量的“河南电网负荷特性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电力市场交易与电网调度管理技术支持系统“双双获得二等奖提名。以黄永皓为第一作者的《电力市场理论研究与应用》、《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设计与关键技术研究》等书籍，也是目前国内仅有的几本为电力体制改革进行技术支持的理论书籍。

　　 这种学术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在电力行业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并且形成一种推力，知识权威使其官运亨通。在担任河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之前，黄曾任该公司总工程师。而高官得坐之后，权力显然为其赢得了更多的财富和对学术地位某种程度的葆有。

　　 与黄永皓类似，高勇的知识资本积累也在其从政过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挂职达县任计委副主任、体改委主任一年后，高勇开始读在职研究生。据四川政界一人士分析，县一级是具体的操作平台，它让高勇看到了基层的生存现状，要有所作为，唯有读书。

　　 两年在职研究生，高勇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在学校，高勇当上了研究生会的主席；在省计经委，他升任科长。1991年毕业的那一年，他被上调到了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任原副省长蒲海清的秘书。1993年，他又去西财工业经济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读到第二年，高勇已是四川省委常委办的正处级秘书，那一年他恰好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