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优势在高勇从政道路上也日益彰显其价值。

　　 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后，担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主管经济工作，任职3年间。他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并引资4800万元，在资本市场上展现出卓异的能力。

   　之后，高勇被中国证监会看中。在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和贵阳特派办任职期间，贵州省政府一高层曾在证监会贵阳特派办报送的一份《工作信息》上批示，“贵州证券市场去年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4户新上市企业募集资金数超过此前数年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数)，贵阳特派办功不可没”，对高勇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而知识给高勇带来的这种独具的能力让他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得到了敛财的机会。高勇案中其所涉嫌受贿问题很大一部分来自成都证管办和贵阳特派办任职期间就是明证。

　　 相对于黄永皓和高勇，原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水明的求学经历还有一段波折：1983年9月， 18岁的李水明考上了清华大学。在读了两年后，因某种原因而休学了。1985年12月，他写了一封言辞感人的信到广西大学，后被吸收为广西大学新闻班的本科生。

　　 在仕途上，李水明可谓是一帆风顺。从1989年7月从大学毕业到1998年仅9年时间，就从一个玉林柴油机总厂技术员成为广西北流市市长。

　　 李水明的腐败多与土地审批相关联。自1998年至2003年担任北流市市长期间，李水明“以地揩油”，可谓五花八门：谁给“好处费”多，土地使用权就给谁；申报征地故意拖延时间，不行贿就拿不到批复；给钱就可随心所欲变更土地使用权性质，等等。

　　 在李水明案中，我们同样能看到知识、权力、金钱三者若隐若现的影子。

　　 贝尔的权力、金钱、知识分析脉络在某种意义上还原了中国“少壮派”官员所独具的一些特征：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求学时期中国的动乱已经结束，基本上没有因为政治因素或者其他原因影响到入学，到上世纪70末基本上处于高中毕业，国家重新指定高等教育政策，他们之中有幸进入大学的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到后来国家鼓励就读研究生等等政策促使这一代官员在具有实践经验的同时有机会、有精力、也有需求从知识上进行提升，而他们在知识上一旦有突破就会被国家委以重任。这是经历了人才饥荒之后国家对人才需求的反映。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际遇使得这一代人既目睹了改革之前中国存在的问题，也赶上了国家对人才需求的年代，知识和权力自然的联姻。

　　 而不得不说明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从体制上经历了“让权放利”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民间资本的躁动，政府从原来单一的管理转变为集管理、服务、并直接参与市场资源分配的“混合体”，政府手中拥有的巨大的权力资源成为资源配置中关键而稀缺但又没有得到及时定位与约束的指挥棒，以“权力市场化”为表征的权力体系在金钱面前开始显现无比的威力，走上权力前台的“高知少壮派”对这种影响首当其冲。

　　 单纯制度条文堵不住腐败蜂拥

　　 放眼整个反腐败大局，“高知少壮派”腐败还需要从整体反腐着手。单纯的制度条文出台，并没有遏制疯狂的腐败，但它在同时促使我们思考，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由于改革本身是对问题的提出、解决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新的问题，新的制度似乎从来就比问题提出慢，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当层出不穷的腐败现象出现，专家、社会往往把主导眼光全部放在制度本身的缺陷上。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从制度条文本身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对腐败惩治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出台诸禁止规定最多的国家，而据某媒体转引“透明国际”发布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反腐败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国家。

　　 显然，真正的问题远不止单纯的制度条文就能解决。在权力、金钱、知识的“少壮派”腐败脉络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很多时候，制度的制订者同时又是制度的执行者，制度执行的对象。比如在上面说的河南电力改革方案中，真正制定政策的是少数高管，而具体执行也是他们，很难想象，在这种利益交织、角色重叠的权力体系中，权力能得到公正的配置。除非建立起一套有效限制权力的制度，否则就很难从源头上正本清源，根治腐败。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防止“少壮派”官员的腐败根源最基本的就在于把权力、知识、金钱脉络中的权力因素有效的监管起来。

　　 虽然限制权力是一个根本性途径，但这并不是一个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于“高知少壮派”官员而言，针对其成长环境、社会发展背景甚至心理等具体要素发现更深层次的犯罪原因并制定应对措施才能使防止“高知少壮派”官员腐败更具可操作性。 实习记者 申欣旺　张 娜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