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成都原市委宣传部长高勇因涉嫌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检察机关提出起诉，这是又一起轰动全国的官员腐败案。高勇案是建国以来四川罕见的“三高案”：涉案金额高（2000多万）、学历高（博士）、职务高（正厅级）。尤其是高勇的经济学博士头衔，令许多人感到可惜。更有人称高勇是“悲剧人物”。

   　无独有偶，三个月前，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也因为经济问题被捕。李达昌在卸任副省长后，主动回到曾任教的西南财经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重执教鞭，在当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和广泛的好评。在李达昌被捕后，也有人为身为博导的李达昌的下场扼腕叹息，称他是“悲剧人物”。
　　
　　 这已经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即当人们对所有腐败分子深恶痛绝的同时，却为一些拥有博士等高级知识分子头衔的官员的堕落感到惋惜。这是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人们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仿佛学历越高，知识越多，就越懂得法律，就越遵守法律。这些年，一些政府机关热衷于招聘博士、博士后，这恐怕也是一个潜在的原因。
　　
　　 其实，知法与守法完全是两回事。从理论上分析，“知法”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守法属于价值论和实践论的范畴，相互间虽然有联系和影响，却无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些年来，一批批的贪官污吏纷纷落入法网，许多贪官说自己不懂法。如“河北第一秘”李真在狱中对记者说：“我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这些说辞可笑至极：也许这些贪官的确不知道所作所为会被处以什么刑罚，但是，他们难道真的连贪污受贿属于犯罪也不知道吗？这样的鬼话恐怕连鬼也不会相信。博士头衔之类的高学历，并没有成为官员守法自律的保障，慕绥新毕业于清华大学，成克杰出身于高级工程师，高勇是经济学博士，哪个不是高学历者？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就有一个光荣的梦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什么进入官场以后，他们就不能坚持操守了呢？以前我们说官员腐败是官员的问题，而李达昌、高勇这些案件再一次印证了腐败与个人学历无关。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这不是修养的问题，即使是头戴博士桂冠的知识分子也绝非超人，他们也具有人的弱点。只有用制度设计去约束官员的权力，努力避免官员权力的集中，努力为权力寻找更有效的监督，才能在发挥知识分子才能的同时，保证他们不走向自己人生理想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