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高知少壮派”这一群体腐败高发率证实，单纯的反腐制度建设已不足以从源头上根除腐败，必须从他们的成长环境、社会背景甚至心理等具体要素发掘，更深层次的犯罪原因。四川成都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的落马并不是一个个案，它与之前的河北李真案、广西李水明案等凸显出一个新的“高知少壮派”官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权力、金钱、知识扭曲联姻的群落生态。(据5月13日《作家文摘》报道)

   　是的，高勇这个个案所以引人关注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高学历，他的年轻有为，他的特殊为政方式：曾通过请张艺谋为成都拍摄形象片成为全国第一家，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创意工作。然而，穿过他的背影，发现曾经出现过的“59岁现象”到后来的“39岁现象”，再到“26岁现象”，这其中隐藏着一种趋势：腐败越来越趋向“年轻化”。从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案件7331件，占全年38022人的19.28％；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案件2820人，占全年9677人的29.14％。当今“少壮派”官员腐败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一部分腐败者拥有“高学历”。一直以来，在公众心目中，高学历就等同于高素质、高水平、高道德……，自然就有着较高的执政能力和拒腐能力。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年轻化贪官的“人仰马翻”，民众除了惋惜、痛恨之外，又多了几分担忧和困惑。就拿高勇的知识资本积累也在其从政过程中发挥起来的，他挂职达县任计委副主任、体改委主任一年后，他开始读在职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调省计经委任科长，1991年毕业那年，他又被上调到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当一位副省长的秘书。1993年，他又去读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在职博士研究生，第二年，高勇已是四川省委常委办的正处级秘书了，那一年他恰好30岁。高勇被中国证监会看中，出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此时他尚不满35岁。知识给高勇带来的能力让他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得到了敛财的机会，高勇案中的涉嫌受贿问题很大一部分来自成都证管办和贵阳特派办任职期间就是明证。又如广西北流市原市长李水明在仕途上可谓是一帆风顺。从1989年7月从大学毕业到1998年仅9年时间，就从一个玉林柴油机总厂技术员成为广西北流市市长。李水明的腐败多与土地审批有关，自1998年至2003年担任北流市市长期间，他“以地揩油”。从李水明案件中，我们同样看到了知识、权力、金钱三者若隐若现的影子。
　　
　　 诚然，高勇、李真、李水明、黄永皓(清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河南电力副总)等一批“少壮派”官员大多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求学时中国的动乱已经结束，基本上没有政治因素或者其他原因影响到入学，70年代他们高中毕业，正逢国家重新制定高教政策，他们有幸进入大学的都是百里挑一的人，到后来国家鼓励读研究生等政策促使这一代官员既有实践经验的同时有机会、有精力进行知识上的提升，然后被国家委以重任。成为知识和权力自然的联姻。80年代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后，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政府从原来单一的管理转变为集经营、服务，并直接参与市场资源分配的“混合体”，政府手中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资源成为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以“权力市场化”为表征的权力体系在金钱面前开始显现无比的威力，走上权力前台的“高知少壮派”对这种影响极大，开始了“权力寻租”，大捞金钱了。
　　
　　 据权威专家的分析，如果我们现在单纯从党和国家反腐条文来看，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对腐败惩治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出台禁止腐败条文规定最多的国家。然而，真正的问题远不止单纯的出台制度条文就能解决的。在权力、金钱、知识的“少壮派”腐败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很多时候，因制度的制订者同时又是制度的执行者，反过来还是制度执行的对象。很难想象，在这种利益交织、角色重叠的权力体系中，权力能得到公正的配置。除非建立起一套有效限制权力的制度，那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否则就很难从源头上正本清源根治腐败。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问题，为防止“少壮派”官员的腐败根源最基本的就在把权力、知识、金钱脉络的权力因素有效地监管起来。严格地自始至终的贯彻到底，这样才会有效，才会有希望根除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