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一样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迅速扩展成为庞大的体系，但为农村地区70％的人口服务的正规教育问题重重。为了缓解教育资金匮乏，中央1980年颁布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建议采取多层次和多渠道办学的方针，发动农村基层筹集资金办学。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这个政策形成了中国教育制度上的城乡分野：中央和省级政府为城市人口的教育提供财政支持，而地县无法分羹。由于农村经济效益低下和农民收入不足，农村学校财政长期匮乏。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完成2000年“两基”达标指令，农村学校体系迅速扩展。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大量增加，农村学生入学需求也随之增加。但由于学校行政管理和改革权为中央统一，地方的教育需求始终进入不了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决策过程。教育体系形成了教育财政体系二元化和教育管理中央统一化，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投入差距继续扩大。
　　进入21世纪后，国家实施了费改税和农村并校等政策措施，但新政策对解决老问题效果不大，并且又引发了新问题。农村教育投入不足是由于城乡分割的教育财政体制和农村地区生产效益低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造成的。最严重的是，这个教育体制造成了教育内容与农村生产和生活严重脱节。为了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走向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在观念上走出正规教育的限制，引导教育培训为乡村社区服务。本文综述进入21世纪后的农村正规教育的困境，农村缺乏教育和知识的状况，及进行非正规教育培训与社区发展的建议。
　　一、农村地区正规教育长期面临的问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正规教育体制在不断地改革和扩展，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段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发展一流大学等等持续不断。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一直是教育改革中最棘手的，其主要问题如下。
　　1．教育财政匮乏和拖欠教师工资是困扰农村教育的长期问题。政府的预算内经费只保证教师规定工资的60％左右，而其余部分以及学校的大部分公用经费，必须由乡镇、行政村、学校和教师绞尽脑汁从地方的所有可能的途径中筹集。农民从心底里想把子女送进大学跳出农门，每次集资都尽力而为。由于农村的其他公共经费和发展经费20多年来从无着落，因此常常发生从教育筹资中挪用的情况。2001年中央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将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的管理权上收到县。但问题的实质是，教师的工资是按城市的标准制定的；农村经济生产低效益和税费低微难以支付教师工资。工资发放权上收到县，只能保证减少乡（镇）挪用的问题。
　　经济好的县，教育开支占去地方政府全部预算的1／3，经济差的县占到50％—60％，在贫困县甚至占到80％。学校改为“一费制”固然减轻了农民的家庭负担，但也减少了学校的实际投入。教师工资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老的拖欠未清又出现新的工资拖欠。全国教师工资拖欠从1993年的14．3亿增加到2000年的136亿；截止2002年8月，参加税费改革的16个省份仅当年新欠教师工资数就达18．80亿元，占全国新拖欠数22．87亿元的 82．20％。教育是科教兴国的政治任务，因此教育投入已在县镇财政中占到绝对优先的份额。同时，农业生产维持在原始的状态，农村和农业发展项目因资金缺乏而被搁置，重要的社会和基础设施条件 （农村卫生健康福利、农田水利道路、农业科技文化培训的发展项目）的投入等于零的现状，形成农村发展投入不平衡的状况，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恶化。
　　2．农村教师缺乏培训，其教学方法仍然是死记硬背的说教式。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教育部多次下达文件，敦促地方实行教师培训。但即使如此，基层的小学和初中教师难以获得充分的培训，学校也难以留住好的教师。水平高的教师取得大专文凭后就向乡镇和县城的学校调动，优秀教师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和民办学校。这些流动造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和排课紧张。安排一个教师进修，学校就面临某些课停课，甚至一个班级或者整个学校停课的窘境。越是基层的学校，教师参加培训的机会越少，而县城里学校挤满了水平高的教师，他们一次次地参加各种培训，也不愿到乡镇学校替需要培训的教师顶课。
　　3．农村学校存在大量的危房和潜危房。在实行一费制以前，农村学校建房和危房改造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由于农村收入不济，乡村学校建房大部分用便宜的材料，房舍简陋并有大量危房和潜危房。为了完成2000年的“两基”达标，各县动员乡镇村集资，并摊派学校修建任务，造成大量负债。这些学校只是几所应付考核的学校，还有大量的学校有危房和潜危房。一旦有大的风雨水患或者地震，房屋立刻倒塌。税费改革后教育集资被取消，校舍修建改造失去经费来源，危房比例回升，微量的杂费也难以维持中小学的水、电和办公经费。2002年中央决定在两年内拿出30亿用于1700万平方米的危房改造，平均每平方米 176元。但农村实际危房改造资金缺口太大，靠现有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
　　4．辍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两基”的关键是让农村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有80%以上的小学和64％以上的初中在农村地区，中国幅员广阔，地理和文化差异甚大。要动员每个家庭按时将子女送入学校、从家庭捉襟见肘的现金中挤出钱来让子女完成九年教育，实在是中国教育最艰巨的任务。辍学问题一直困扰政府，因为按98%—99％的入学率，每年也有120—150万的小学适龄儿童没有上学；按2003年最好的初中毛入学率92％，每年也有500—800万的初中阶段的孩子没有上学，积累下来成为新时代的文盲人口。这些辍学的人口大多在老、少、边、穷、山区。贫困地区的校舍风雨不抵，报告上的入学率在上升，但可能只是学校点名册上的名字。逢外界有人考察，干部就动员全村的孩子返校；一但风霜雨雪酷暑，缺少伙食费和衣着被褥的孩子就回家避过难熬的苦楚和羞涩。
　　5．校点关闭增加上学困难，学校就宿条件差。最近，对农村教育有重大影响的是全国性的农村校点关闭和并校。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3条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两三年内，农村中小学迅速减少。综合在广西、云南和湖北的调查，发现问题突出。小学生年龄小、体质弱，四季风霜、雨雪烈日每天走4趟 4公里以上的路去中心小学和乡镇上学，增加大量走路时间和体力消耗，增加衣服和鞋子的购买和损耗量，对孩子和家长都造成严重的体力、心理、经济负担。孩子缺乏营养，抵不住饥饿就留在家中不上学。学校住宿条件极差，山区小学常见4张床位16个以上的孩子同睡，初中多是两人凑成一套被褥共卧一铺。并校给校长和教师也带来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课后要照顾几十个到上百个孩子，管理吃饭、喝水、排便和睡觉等等卫生和健康事宜，稍有闪失就造成伤病，遇到流感，整个学校的教学和生活就无所适从，学校也拿不出经费为学生注射流感和乙肝等流行病疫苗。
　　6．教育内容脱离农村实际，教育目标单一，难以满足劳动市场上的多种需求。农村学校用的课本与城里的一模一样，学生们懂得“过马路左右看”和搀扶老人的行为道德，却不了解本地文化历史和山歌。他们从一年级学习量词就开始接触“一片面包、一杯牛奶、一根香肠、一架飞机”等陌生的概念，可中学毕业也不知道如何把生物化学知识用于选配化肥农药和养殖家禽牲畜。他们从职业教育课上学过编篮子和照相、插花艺术，但不懂得家中小本生意管理和在市场上经营的基本概念。他们从历史和语文课中理解对祖国河山的热爱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对自己家乡的文化、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特点一无所知。统一的教育课程不考虑农村生产和生活需求，毕业生不具备使用农业科技的语言和能力。
　　在农村生产、生活和社会环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进入大学跳出农门成为农民最大的希望，退而求进城打工。孩子们忙于死记硬背的考试学习，父母省吃俭用挤出每一分钱。久而久之，学生不懂种庄稼，挑担、种田、绣花，大学毕业后对农村的事一概不知。虽然教育部和各省教育部门提倡开发适应地方的课本，但农村和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都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用了地方课本就等于封锁走向全国统考的路。因此，地方学校只能听任统一课程的摆布。可悲的是，统编教材将现代化的意念和表达方式印在学生的头脑里——农村相对于城市意味着落后，而关于农村当地历史和传统的知识和记忆被遗忘，学生对农村产生疏离感，对生活在农村失去信心。
　　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一直是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四个现代化”、“科教兴国”步伐快速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高科技人才的过程和手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不到同龄人口的3％，1990年代末扩招后也只达到10％左右，大部分农村孩子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十分有限的，绝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还要回到农村。虽然国家也提出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城乡劳动者，但教育内容单一以及教育资源匮乏，农村学校难以照顾乡村社会文化、人文知识和实用技术等多种教育培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