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改革的尝试和毕业生的尴尬
中国目睹了100年的教育变迁。乡村私塾曾是文化、教育、社会道德传衍的传统制度,私塾把有天分的孩子培养成为读书人送进科举的殿堂,但私塾主要的功能还是教会众多的农家子弟识字、珠算,让他们学会记账、看懂文契和官府通告,并且传承农村社会的礼俗,维系乡村活动和组织。1905年开始实行新学制,逐渐废除私塾,读书人去了镇上的小学、县里的中学和省城里的大学,农村的文化人消失了,乡村的教育停止了。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些学者看到中国新学对乡村社会造成的毁坏,曾经为重建乡村文化做出尝试。梁濑溟尝试对农民推广乡村教育,主张对西方来的“现代化”要根本改造,在乡村中建立新文化。晏阳初认为中国教育要与乡村发展结合,提高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知识技能。陶行知认为,改造中国教育的着眼点应放在乡村建设上……活的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80%的人口是文盲,正规教育体系不健全。中国模仿苏联,重建正规教育体制,但同时也吸取了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发展经验,走群众路线,采取大规模的群众扫盲运动。这便是中国创造的、迅速发展教育‘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正规的全日制,群众的、非正规的、半工半读、业余学习学校并存的双轨制。
但党内的路线斗争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地打垮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正规教育的统治,毛泽东实行了完全一条腿走路的教育方针,废除西方式正规教育,建立直接为生产第一线服务的教育模式,把大学和干部学校办到农村,中小学生也到农村、工厂学工学农。政治学习贯穿于每天的课程中,而科学技术研究和教学被搁置。
1978后,中国全面转入了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轻视教育和科技的意识,邓小平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基础作出了明确的定义。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正规教育开始迅猛发展,但接踵而至的就是上一节所谈到的农村正规教育的种种问题。

极端性的教育改革造成中国教育发展出现各种严重的现实问题,而且都似是而非。例如文化大革命对正规教育体系造成破坏,但一些学者也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农村新建大量学校,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参与执教,大大提高了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入学率,缩小了中小学城乡差距,而经济改革后的教育政策重新扩大了城乡差距。例如,1977年农村地区的初中生占全国在校生比率的79%,高中生占65%;1990年农村地区的初中生占全国在校生的63%,高中生只占24%。
为解决农村正规教育的问题,政府、社会各界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个别的措施、以及零零星星的尝试。例如,社会上有爱心的人对农村孩子上学的困境给与了极大的关注,过去的15年间出现了“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烛光工程”、城市农村对口扶贫等等非政府和半政府的行动,希望贫困农村的学校盖上一间像样的教室,或者助一臂之力让农村孩子走出经济的尴尬,完成学业。但慈善基金难以缩小体制所造成的城乡差异,也难解决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等问题。
其实政府也极力推行农村职业教育和课程教材地方版等措施。但由于农村职业教育与使用地方教材实际上堵死了走向全国高考的道路,而教育质量考核标准是高考录取率,因此,这两项改革是无法落实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农业科技“绿色证书”的做法。国务院于1992年2月 12日发出的《国务院关于积极实行农科教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民技术员职称制度和农民技术资格证书(绿色证书)制度,借以提高农科人员的技能,推广实用技术。但农村缺乏培训能力和社会支持,“绿色证书”运动犹如“星火计划”、“丰收计划”一样,变成雷声大、雨点小、难以实施的农科推广计划。
近年,浙江的长兴县也尝试了采取美国的教育券资助困难学生。长兴县政府发放221万元的教育券,占县2001年教育经费的0.7%,占县2002年的1.8%,目的是扶持县里两所规模过小的民办学校、一所没人愿意上的职业中学,并补助困难学生,共有5046名学生受益。此举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讨论,但其他县效仿的不多。
最近有学者发现,湖南省有的乡里竟然有私塾。许多学生对正规新学课程不感兴趣,家庭又负担不起上学费用。但父母希望孩子能识字、断句、看告示,于是有老先生就收下一点米、一条肉,摆开台教学生诵起四书五经,学六言杂字。据说效果甚好,两三年后辍学的孩子已经能够提笔写出流畅的书信,乡间也流行文理雅致的诗文和对联,进城打工的青年也能写出行文通顺的日记。
总之,对农村教育是有批评、有探讨、有改革试验的。但20多年的正规教育改革还是没能避免新学制实行以来的问题:乡村社会缺少维系基层社会的文化体系,农村缺乏改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知识技能。可是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仅如此。农村9年义务教育还正万事待举,一场经济现代化的尴尬已在眼前。2004年春节后,广东和沿海地区发生了“民工荒”,成百万的民工退出制造业,大批企业招不到民工;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劳动市场的前景难以预料。
庞大的人口始终是巨大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小学每年招生是3000万左右,以后逐渐下降到1990年为2500万,1999年为2000万。这批人口中的70%以上居住在农村,也就是说现在和今后的20年内,每年有1900万至1400万农村青年进入劳动年龄。同时,我们还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农民一年只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理完自己田头地尾的农活,获得一年的基本口粮。其余的时间他干什么呢?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市场在哪里?
高等教育扩招才6年,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找工作就困难了。各县已经难以消化高中毕业生,大学生和复员转业军人也成为县人事局每年最棘手的问题,前年已经出现大学生回家种田的情况。可是,大学生毕业回到家一方面自称所学专业与农业不对口,另一方面对道路不畅、缺水缺电、缺乏科技和需要改善的卫生环境等实际问题熟视无睹,一心想出去找工作。这些有现代知识却找不到去处的毕业生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随着教育的扩展,这群人的数量会在乡村越来越多。
教育对促进人口的社会流动有积极的影响。但国家为了选拔少量高科技优秀人才而忽略其余大部分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要。学生将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大部分仍然会回到出生地乡村。适当的教育培训不应该增加孩子对本土文化的疏离感,而应该引导他们把自己家乡建设成为温暖可爱的家园,在家乡建设中成为负责任的人、充满自信的人。
三、农村教育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农村里“科技兴镇”粉刷在村屋墙上,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不大。农业生产变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大、小队撤销了,以前存在过的服务机构及其功能消失了。例如:读报扫盲、文艺文体活动、农业技术培训、妇女和社会福利保障、医疗保健等机构和活动消失或者功能减弱了。一方面,国家的发展策略不利于农村地区,但另一方面乡村由于缺少社区共同致富的目标、缺少社区性的协调行动,其发展面临太多不利的因素。
1.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缺少自助性的社区组织,缺乏为农户提供的教育培训和服务机构。虽然正规教育入学率在逐年上升,但农村居民赖以改善农村生活、提高生产效益和保护生态持续的知识技能和观念的素质并没有多大提高;虽然个体家庭的收入可以达到满足温饱的程度,但乡村的个体农户缺乏能力进一步解决社会环境、生产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在实际的社会行动中,相对于资本、技术等等条件,人是一个最重要的主动因素,但利用知识和科技促进发展需要有组织的行动和社会的支持,否则难以发挥人的作用。
2.农村长期缺乏群众文化事业投入,书籍报刊信息不能及时到达农村地区。小学生和中学生毕业后长期五书报读,逐渐又变为文盲和半文盲。如今的并校政策导致偏僻地区的学校关闭,老师离去,农民找人写信、写状子、询问科技知识和打听外边世界的文化人(教师)没有了,可能造成农村基层文化事业的根基再次被损坏。
3.出版社的图书和资料多是高标准化、高科技化、大城市化,文字生硬拗口。如今,出版社书籍中缺乏为农民写作的、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出版物;缺乏关于地方文化历史和自然环境、生态知识的图书;缺乏农村生产和生活适用性图书;缺乏农民作家写的图书。总之,农民缺少话语权,缺乏创造知识的参与权,农村和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文化价值在现代化中悄然无声地流失,农民也失去自倌心立足的基础。电视节目也只能是国家的声音和城市现代化的霓虹灯下的身影。
4.农民想要发家致富,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缺乏市场和农业技术信息,缺乏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渠道;他们缺乏资金和资金来源,对资金体系和资金运作缺乏认识;缺乏农业经营管理、小企业、小生意有关的职业发展导向性教育培训。他们经营活动是个体的行动,缺乏协同行动,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5.在政府和外地来的投资项目前面,农民是被动的。他们的意见没有进入咨询和决策的过程。利用农村资源的发展规划成为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交易,农民和居民的利益被忽略。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缺乏与外界和政府接触、对话和磋商的能力,他们同时缺乏机会和渠道,他们缺乏对法律和农民权益的了解,缺乏自信心。
由于农民是无力的单干个体,缺乏本土自然生态环境的知识,缺乏生产技能和管理知识,常常被排斥在发展的决策过程之外,他们只能采取消耗便利自然资源的方法,例如砍伐林木、捕杀野生动物、滥开煤矿等,换取金钱致富。这样做会永久性地毁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甚至本土文化赖以养息的条件。目前,正规教育基本只考虑执行国家的统编课程,并且以学历高低来衡量结果,所以难以满足农村社会的实际需求。
四、为社区服务的教育培训
目前的农民缺乏知识和技能,更缺乏利用知识技能的社会支持体系,不利于改善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农村发展、或者乡村社区建设需要知识和技能的新观念,更需要社区居住者的协作,有协调的行动才能为改善生活和生产提供社会性的自我服务,提高行动能力。现行的正规教育制度只重视对未成年的人口提供教育培训。事实上,非正规教育培训、边干边学是人类长期以来传承文化知识和发展技能的动态式的教育培训方式。
人在社会过程中会碰到新的实际问题,产生新的学习的需求,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里。广义的人力资源发展是指在社会行动中针对有目标的计划,为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口提供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促进他们参与实际的活动。成人和非正规教育并非仅仅弥补成人正规学历不足,它是社会进程中参与者共同建构新社会形态、创造知识技能、达到概念和行动认同的重要手段。
从社区建设的角度考虑问题,可以采取非正规教育培训的形式,使参与实际活动的农民有机会接受教育培训,获得各个方面的知识,提高参与能力。重要的是考虑教育培训和社区建设两个方面的配合。
非正规的教育培训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实行之后,农村也出现了务农之外的个体生意、小企业、集体企业、外出打工、外出经商等等多种经营的形态。这些经济群体对知识技能有新的需求。对社区的农民的教育培训课程和教师培训要考虑到这些组别的多种经济和文化教育培训需求。社区发展应该向教育、农科、以及其他政府和非政府有关部门发出信息,提出农民的学习需要,要求教育培训反映当地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经济技术发展有关的内容,保证学以致用。有一些文化教育培训的措施是可以考虑的。
1.提供社会和文化知识。为了让当地人民群众参与发展计划,应该对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训,内容应该包括政府的法律法规、决策技能、协商和沟通反思技能等等。文化教育也应该继续进行,以防止青年和成年人的文化水平的衰减,防止文盲和半文盲的增加。
2.提倡培训生产经营实用知识技能。为了提高农户、个体经营和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益,可以提供培训课程,包括小生意和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理财记帐、电脑技术、分析信息、互相咨询、市场经销等技能。农村妇女在生产和理家占主导地位。由于有男性主导地位的观念,妇女在市场经济中难以发挥她们善于理财的能力。因此应该积极鼓励妇女参加培训,发挥她们在生产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长处。
3.建立公共的文化教育中心。在乡镇和行政村一级建立文化图书室,提供教育培训中心。可以利用学校的设施和场地,向社会开放图书室,将继续学习/教育的概念落实到乡村需求的实际中。为配合解决农村和山区青年长期阅读困难的问题,可以用流动图书和展示的方法,将图书和信息送到村子,并且在村子社区组织活动,以不同形式向农民提供教育培训。
4.让农村中小学教师参与社区发展活动。云南师范大学在六哨乡进行的参与式评估发展项目,就是农民、技术员、学校教师一起参与培训和自我培训。教师了解了社区最迫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参与培训课本的编写。在正规教育对学生提供基础教育的同时,老师向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教授种马铃薯的知识技能。可以把学校变为社区文化中心,在学生毕业后继续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使他们拥有多种信息和多种发展渠道的可能。
5.利用多种文化教育传播手段。利用板报、教育传单、小册子和光盘的形式将地方文化历史、自然生态的有关知识传播到民众。例如,云南历史研究所的郭静教授就尝试把关于当地村民生活情况制成光盘送给村民看,村民从影像中认识自己的文化,看后十分兴奋。这些方式可以引入学校课程和教学中,以提高当地人民对自己生活文化价值的认识。这就是以非正规的方式传播本土历史文化知识和自然知识。但我们需要培训一些教师和技术人员掌握使用电脑的技术。
社区建设和自助行动
非正规教育和成人培训成功的根本在于配合有实际意义的社会行动。在发展非正规培训的同时,社区要同时发展自助的行动,使非正规教育培训服务于实际的需求,并有社会支援体系。农村发展自助的经验甚少,要提高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合作的意识和积极性,培养自主能力。下面是一些积极的经验。
1.社区的发展形式是农民参与式的。地方人民群众要自己起来参与制定社区规划。每个项目应该有农民的意见,政府和社区之间要有共识。这样,有利于农民和居民注意生态环境,达到保护性发展,并培养农民自主的能力。可以用参与式评估,让农民、干部、技术员、教师和官员共同参加讨论,达到对问题看法的共识,找出优先发展的项目,共同商量筹资、实施和培训的事宜。
2.社区建设要有社会的支持。农村的教师、农技员、医生是地方最有文化的人群。社区建设应该邀请他们提供咨询、参与决策和组织培训服务。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界的专业团体和上级政府,可以形成积极的内外联系纽带。重新建构本地的文化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3.社区建设的内容应满足当地农民切身利益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益,达到持续发展,应该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其内容要包括帮助农民建立医疗保障制度,改善住房条件,提高健康水平,管理食用水源和计划生育,参与有益的文体活动,传扬和保护本地的文化和遗产,并在共识下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和社会环境。
4.乡村社区建设需要一个公共区域。修建或者建立一个公共的区域或者活动室,让农民、技术员、教师、干部能在大家共享的空间里组织有益的活动,例如跳舞唱歌、打球比赛、阅读图书、喝茶会友等,让农民去发挥他们的想像力。例如,东风三队的活动室建立起来后,农民自己找到林业部门的人,请求他们捐赠几棵树,支持他们的社区活动。于是,活动场边就种下了一排树。可喜的是,农民自己学会与外界协商获取资源,开始有了信心、有自己的项目。外来的资源一定要配合地方有积极性的项目,并由地方自主出力去办。
贵州独山进行了十年以上的“希望的绿洲”草场和畜牧业发展项目,是一个由外来专家指导、当地技术员和农民参加的发展项目。这个贫困山区农村发展项目说明,非正规教育与地方发展项目配合,是建立良性社会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发展项目中,科学技术培训、技术员培养和农民的实际生产需求始终交织在一起进行。最后,曾经是贫瘠的荒山变成青山草场,泉水涌出,绵羊肥壮,农民盖起了新房子。
近年来国家在积极调整财政政策。费改税之后,农村取消了教育费附加和乡村集资。2006年农业税取消,各级政府会逐步增加对农村教育财政的分担,国家也会开始实行“反哺”农业的政策,增加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这些都是对农村发展有利的政策环境。同时,农村和农民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会增加。农民要学会利用资源,从整体社区考虑,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获取资源、提高自我改善的能力、参与能力和生活质量。
另外一个特别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会长期存在劳动人口过剩的压力。使用化肥农药已经大大缩短了农民维持温饱的劳动时间;人口可娱乐和闲置的时间增长。社会已经在逐步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和生活工作模式,即正规教育—劳动和工作—退休娱乐。教育不应该单纯是为寻求工作的门票和工作的保险。社区建设中可将教育、劳动工作、个人发展、娱乐休养合理地分配在人生的过程中。青年先接受正规基础教育,工作务农时接受不同的、专门的教育培训,又可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进入不同的劳动市场,也可以同时享受乡村的群众性娱乐文化,参与各种自我发展的活动,合理健康地分配人生的时间。非正规的教育培训在社会转型中负有发展性功能,符合社区的学习需求;同时也成为社会消费娱乐和个人修养的一种主要形式。非正规教育是自我参与的教育、可以促进社区和睦、有理智地协调民生福利,目的是发育出一个健康和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一直是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四个现代化”、“科教兴国”步伐快速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高科技人才的过程和手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不到同龄人口的3%,1990年代末扩招后也只达到10%左右,大部分农村孩子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十分有限的,绝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还要回到农村。虽然国家也提出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城乡劳动者,但教育内容单一以及教育资源匮乏,农村学校难以照顾乡村社会文化、人文知识和实用技术等多种教育培训需求。